谈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实践困局与危害

——基于司法实践与学术研究的分析

摘要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作为我国刑事司法改革的重要成果，旨在通过繁简分流提高诉讼效率、优化司法资源配置。然而，自2018年正式入法以来其实践中暴露出的缺陷与危害引发了广泛争议。本文结合国内学术研究成果与司法案例，从自愿性保障不足、量刑协商异化、辩护权虚置、程序正义受损及错案风险增加等角度，系统分析该制度在实践中的问题，并揭示其对司法公正与社会信任的潜在危害，以期为制度完善提供参考。 

一、自愿性保障不足：制度核心价值的背离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正当性基础在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真实”的认罪意愿，但实践中这一核心要件常被架空。 

1.考核压力下的“被迫认罪” 

为追求高认罪认罚率，部分办案机关将认罪认罚适用率作为绩效考核指标，导致侦查、检察机关通过施压或诱导迫使当事人认罪。例如，检察官可能以“不认罪将面临更重刑罚”威胁当事人，或利用信息不对称制造心理压力。实证研究表明，部分案件存在“先捕后逼认罪”现象，即对证据不足的案件先行批准逮捕，再以认罪换取从宽处理，导致无辜者违心认罪。在缺乏有效辩护的情况下，犯罪嫌疑人因担心被重判而违心认罪，尤其是法律知识匮乏、经济能力较弱的群体更易成为“制度牺牲品”。

2.法律帮助的虚置化

尽管《刑事诉讼法》要求保障认罪认罚案件中的律师参与，但实践中值班律师往往沦为“签字工具”。部分值班律师缺乏实质性参与，既不阅卷也不提出异议，甚至协助办案机关劝说当事人签署具结书。例如，有案例显示，值班律师全程低头看手机，未提供任何法律意见。

3.信息不对称与认知局限  

犯罪嫌疑人因法律知识匮乏，难以理解认罪认罚的法律后果。办案机关对权利告知流于形式，未充分释明“从宽”的具体幅度及程序权利，犯罪嫌疑人难以准确评估认罪后果，尤其在缺乏律师协助时，易被办案机关的“建议”误导，从而基于错误认知作出选择。

二、量刑协商异化：控辩失衡与权力滥用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设计初衷是构建控辩协商机制，但实践中协商过程严重失衡，演变为检察机关的单方“量刑告知”。 

1. 协商机制的缺失  

量刑建议多由检察机关单方决定，辩护方缺乏议价空间。部分检察官直接宣称“认罪认罚不是菜市场买菜，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导致协商名存实亡。例如，某虚开增值税发票案中，检察官以“不签认罪协议则建议刑期翻倍”迫使当事人接受量刑。又如，部分案件中的量刑建议由公诉机关预先拟定，辩护律师仅被通知结果，缺乏实质谈判空间

2. 量刑建议的模糊性与随意性  

量刑建议常存在不明确、不合理问题。部分案件仅提出幅度刑（如“有期徒刑3-5年”），甚至未明确是否适用缓刑，导致当事人对判决结果缺乏合理预期。此外，量刑标准地域化差异明显，同类案件因办案人员理解不同导致量刑不公，损害司法统一性。 

3. 检法冲突与司法权威受损 

法院对检察机关量刑建议的审查权受限，《刑事诉讼法》第201条“一般应当采纳”的规定引发争议。在余金平案等典型案例中，法院与检察院因量刑建议分歧公开对抗，暴露出制度对审判中心地位的侵蚀。

三、辩护权虚置化：程序参与的形式化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下，辩护权的行使面临多重制约，削弱了对抗性诉讼的功能。

1. 辩护律师的被动化

部分律师因时间压力或对案件事实的盲目认可，放弃对证据链的实质性审查，转而聚焦量刑协商。例如，有律师坦言“案件进入认罪程序后，辩护重点转向量刑，但缺乏协商空间”。

2. 被追诉人自我辩护能力不足

多数犯罪嫌疑人缺乏法律知识，难以有效反驳指控或质疑量刑建议。尤其在共同犯罪中，认罪认罚可能导致责任认定错误，但当事人因惧怕重判不敢提出异议。

3. 被害人权益保障缺位

部分案件未充分听取被害人意见即达成认罪协议，导致和解程序流于形式。例如，某故意伤害案中，检察机关未与被害人家属沟通即提出轻刑建议，最终因被害人反对被法院改判，引发程序反复。 

四、程序正义危机：错案风险与司法信任流失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程序简化特征，客观上降低了事实查明标准，加剧错案风险。 

1. 证据审查弱化  

部分办案人员因被告人认罪而放松对证据的严格审查，甚至忽视关键证据的收集。例如，某冤案中，被告人迫于压力认罪，但后续DNA证据证明其无罪，暴露出“重口供、轻证据”的倾向。

2. 庭审虚化与纠错机制失灵

速裁程序庭审平均时长仅5-7分钟，法官依赖书面卷宗裁判，难以发现事实错误。量刑建议的预先确定性可能架空审判职能，形成“未审先判”的局面。此外，一旦认罪认罚，上诉可能触发检察机关抗诉，导致被告人因惧怕加重刑罚放弃权利，形成“上诉权空转”。

3. 社会信任危机

不当认罪认罚案件（如“轻罪重判”或“重罪轻判”）向社会传递错误信号，削弱刑罚威慑力。认罪认罚适用率作为内部绩效考核指标，不仅加剧了冤假错案风险，还可能导致司法人员形成“功利主义”思维，将认罪认罚异化为减轻工作负担的工具，而非实现个案公正的途径。长此以往，公众对司法的信任可能因“形式化正义”而受损。

五、结论与反思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实践困境，本质上是效率价值与公正价值的冲突。其缺陷不仅威胁个体权利，更可能动摇司法权威与社会稳定。未来改革需从以下方向突破： 

1. 强化自愿性保障机制，如建立认罪自愿性审查标准、完善律师实质性参与规则。  

2. 构建平等协商程序，明确量刑建议的透明化与规范化。  

3. 完善权利救济渠道，保障上诉权并防范抗诉权滥用。  

4. 推动审判中心主义回归，避免认罪认罚程序架空庭审实质化。  

唯有在效率与公正间寻求平衡，方能实现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初衷，推动刑事司法现代化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