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盐业公司经理、税务局副局长、建筑公司经理等公职人员，以 “挂靠资质” 之名踏入房地产开发领域，一场持续十年的股权纠纷，不仅让老职工 178 万元入股款沦为 “沉默成本”，更牵出违规转包、虚增资金、挪用公款、强行扣划施工队消防工程款等多重乱象。笔者近日从媒体上看到一篇题为“陕西榆林一地产项目现多重乱象，小股东十年未获分红曝大股东涉职务侵占和挪用公款”。这起发生在陕西榆林的案例，撕开了权力与资本违规勾连的一道口子，其背后暴露的权力异化与监管失效，为公职人员履职边界与市场监管体系敲响了警钟。

一、资质挂靠：权力 “隐身” 的遮羞布与乱象起点

公职人员本应是公共利益的守护者，而文中提到的几名公职人员却通过“挂靠企业资质”的方式，绕过“公职人员不得违规参与营利性活动”的禁令，化身房地产项目的实际参与者——这一操作本身，就是对公职人员廉洁纪律的公然违背。榆林市盐业公司原经理张某炜、横山区税务局原副局长薛某强等人，依托鸿利公司与横山建司的资质“隐身”经营，既利用自身公职身份背后的资源与影响力为项目铺路，又借助企业资质规避监管，形成了“权力站台、企业背书、利益共享”的畸形模式。

《建筑法》第二十六条明确规定，禁止以任何形式允许其他单位或者个人使用本企业的资质证书、营业执照，以本企业的名义承揽工程。而鸿利地产和横山建司顶风出借资质给公职人员跨界搞开发，其行为不仅严重违反了《建筑法》有关规定，而且破坏了建筑市场的正常秩序，还为工程质量和安全埋下了隐患。

资质挂靠绝非简单的“借壳”，而是后续一系列乱象的 “导火索”。由于项目实际控制人是公职人员，企业资质沦为“空壳”，内部治理结构形同虚设——股东白永党反映的 “土方工程违规承包”便是典型例证：白某和将工程交给亲属关联人员刘某，后者与技术员白某（白某和的侄子）虚增三倍工程量、抬高一倍市场价，私刻公章搪塞股东，最终耗资1700万元。这种“自己人承包、自己人核算、自己人审批”的闭环操作，正是因为公职人员掌控实际权力，企业正常的监督机制被彻底架空，才让关联交易套取资金、侵占股东利益的行为畅通无阻。老职工178万元入股十年未分红，本质上是公职人员借助资质挂靠垄断权力，将项目异化为个人谋利工具的必然结果。

二、资金乱象：权力变现的“直接通道”与监管盲区

如果说资质挂靠是权力“隐身”的手段，那么资金领域的混乱，则是权力直接变现的 “重灾区”。400万元政府代挖土方工程款被白某和强令转入个人账户，便是最直白的例证。这笔本应用于项目整体建设、归全体股东所有的公款，被其以“前期建设开支”为由私自占有，即便白某和本人承认款项流向，却始终回避“开支是否合规”“是否经股东同意”等核心问题——这种“权力凌驾于公司治理之上”的行为，本质上是将公共资源与股东权益当作个人私产，涉嫌挪用资金与职务侵占。

更深层的问题在于，资金乱象暴露了监管体系的多重盲区。一方面，政府部门在拨付400万元工程款时，未对资金使用路径与监管责任作出明确约束，导致款项流入个人账户后缺乏后续跟踪；另一方面，企业内部财务监管完全失效，会计陈某信在白某和的强令下违规转账，既未履行财务人员的监督职责，也未向上级部门或股东报告——这背后，正是公职人员的权力威慑打破了正常的财务制度，让“公款私用” 变得毫无阻碍。白某和的行为严重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四条“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数额较大、超过三个月未还的，是挪用公款或职务侵占罪”之规定，已涉嫌犯罪。

而时任榆林市盐业公司经理的张某炜利用职务之便，竟然将公司1300万元款项转入横山县鸿利房地产公司，为施工队垫支近一年之久。严重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84条“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进行非法活动的，或者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进行营利活动的，或者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超过三个月未还的，是挪用公款罪。”之规定，张某炜作为国有公司的经理属于挪用公款进行营利活动，且数额特别巨大，可能构成挪用公款罪。

原税务局副局长薛某强找施工队要干消防工程遭拒后，从施工队账户划走工程利润110万元的行为，已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85条“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是受贿罪。”之规定，构成受贿罪。

此外，项目涉及的“侵占补贴、违规担保”等问题，进一步说明资金监管的漏洞并非个例，而是权力介入后形成的系统性失灵，最终导致公共利益与私人权益双重受损。

三、监管反思：斩断权力与资本勾连的 “制度防线”

榆林盐业（和泰馨苑）小区项目乱象的核心症结，在于公职人员权力的异化与监管机制的缺位。从表面看，是资质挂靠、资金管控等环节出了问题；从根源看，是对公职人员 “八小时外”履职行为的监督不到位，对“权力变现”的预防机制不健全。张某炜、薛某强等人身为公职人员，却长期参与房地产开发而未被及时发现；白某和多次违规操作，却能凭借权力地位规避问责——这些现象都说明，现有监管体系对“跨界”违规行为的识别能力、干预速度与惩处力度，仍需进一步加强。

要斩断权力与资本的违规勾连，既需要“事后追责”的震慑，更需要“事前预防”的防线。一方面，应强化对公职人员的廉洁教育与行为约束，明确“违规参与营利性活动” 的界定标准与惩处措施，借助大数据监测等手段，及时发现公职人员与企业的异常关联。

公职人员违规参与房地产开发，损害的不仅是老职工的个人权益，更是政府的公信力与市场的公平秩序。这起持续十年的纠纷，不应只成为一则“负面新闻”，更应成为推动制度完善的“警示案例——唯有筑牢权力监督的“防火墙”，堵住监管体系的“漏洞”，才能真正防止权力异化，守护公共利益与市场公平，让类似的乱象不再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