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质生产力的论述，从理论和实践的统一上深入阐释了什么是新质生产力、如何发展新质生产力，论述了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特别是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出发，分析了新质生产力与新型生产关系的内在联系，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本文围绕新质生产力发展与创新逻辑、新质生产力发展与全要素生产率、新质生产力发展与经济发展的质态、新质生产力发展与基本经济制度、新质生产力发展与资源配置机制等问题进行了政治经济学考察。 

 关键词：新质生产力　全要素生产率　新型生产关系　经济结构　政府与市场 

 一、新质生产力理论阐释了创新起主导作用的发展逻辑 

 新质生产力理论强调创新起主导作用的发展逻辑，强调科技创新与制度创新的统一，既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中国化时代化的重要体现，又是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重要发展。 

 首先，新质生产力理论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学说，强调发展生产力的根本性作用，强调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创新是第一动力、人才是第一资源的发展逻辑。 

 根据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和根本动力。马克思指出：“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发展生产力是人类社会进步的一般规律， 

 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水平是衡量和判断社会文明进步的根本标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也是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之所以能够取得重大历史性发展和成就，重要的原因便在于明确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明确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一基本路线的根本要求，坚持发展是第一要务，坚持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作为推进和评价改革的根本标准。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之所以能够达成“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并使中国式现代化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根本原因同样在于坚持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的硬道理。新质生产力理论适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要求，适应中国式现代化目标的要求，适应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深刻变化，进一步强调经济高质量发展是首要任务，强调将发展新质生产力作为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坚持和发展。 

 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特别强调科技进步的作用。在马克思关于生产力的理论中突出强调科技的能动性作用，指出科技促进了自然力的应用，并逐渐成为生产中独立的、具有重要普遍意义的生产财富的手段。科学技术本身在文明发展过程中越来越成为内在的、不断强化其作用的生产力。新质生产力理论作为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时代回应，强调新质生产力以创新为显著特征，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在逻辑上必然突出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创新是第一动力、人才是第一资源。生产力作为各种生产要素集成组合的系统（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是量和质的统一。量的方面是指各种生产要素在一定条件下能够投入生产的数量和规模；质的方面则是指各种生产要素的禀赋和全要素生产率，包括要素本身效率和要素组合形成的结构效率。新质生产力理论强调创新起主导作用，强调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强调关键是质优，就是突出生产力的新质态和先进性。生产力的质主要取决于科技创新能力。科技作为生产力内在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因素，并不是指在生产力的各类要素量的构成上，科技作为独立的组成部分，与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三要素并列成为新的一类要素，而是指科技在生产力的各类要素的质的规定性上具有决定性作用，在全面深刻影响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质的禀赋基础上，改变各类要素组合方式，影响生产函数。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新质生产力作为先进生产力，突出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并揭示了科技创新、人才之间的内在联系。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重要继承和发展。 

 其次，新质生产力理论深化了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互联系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认识，强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必须遵循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逻辑，强调形成新型生产关系及上层建筑对新质生产力发展和经济基础巩固的能动作用。 

 马克思的两大发现是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马克思在19世纪40年代的一系列著作中提出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等范畴和思想，在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首次科学精准地概括了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阐明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运动中的辩证关系，对认识和分析社会发展历史规律提供了科学的方法。就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而言，马克思指出，“变革劳动过程的技术条件和社会条件，从而变革生产方式本身”。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而言，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深入回答了：为什么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怎样对经济基础发生作用，从而进一步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新质生产力理论坚持生产关系必须与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基本原理，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新质生产力的显著特点是创新，而创新既包括技术和业态模式层面的创新，也包括管理和制度层面的创新。具体可以概括为：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发展方式创新、体制机制创新、人才工作机制创新等。而管理和制度层面的创新，核心就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形成与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构建高水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进高水平制度型开放，为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制度保障。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一旦生产力发生了革命——这一革命表现在工艺技术方面——，生产关系也就会发生革命。”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对立统一，形成一定的社会生产方式，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推动社会生产方式的历史演进，或者是生产力的变革和发展，推动生产关系的变革，或者是生产关系的变革，冲破对生产力发展的制度束缚，进而解放生产力。正是由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作用于生产力，才形成社会生产方式演变的客观规律性、多样性及复杂性。新质生产力发展需要根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深化的时代特征，根据其发展对生产关系改革和完善提出的新的历史要求，以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来开创生产力发展文明和相应制度文明的新形态。 

 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求，改革和完善生产关系，客观上需要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过程中，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突出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地位。事实上，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改革开放新时期，特别是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开展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到党的十八大进入新时代，特别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再到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作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我们党始终坚持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为重点，这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客观要求。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求，形成新型生产关系，在制度创新上，首先需要突出的是基本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的改革。同时，社会发展是极为复杂的历史进程，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需要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在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的过程中，更加注重系统集成，在推动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同时，推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国家治理与社会发展更好相适应。这同样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要求，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经济基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只有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生产关系才可能真正适应生产力发展。 

 马恩经典作家在阐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的同时，提炼出“经济基础”范畴，并形成与之相适应的“上层建筑”范畴，科学阐释了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将人类社会经济生活中形成的社会联系（生产关系）作为经济基础的基本内涵，把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宗教、国家、法律、道德、艺术等概括为上层建筑，并将上层建筑区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政治的上层建筑（国家等），另一类是观念的上层建筑（宗教等）。马恩经典作家阐明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原理之间的内在联系，阐释了生产力发展对生产关系的变化，物质生活对社会历史的发展，社会存在对社会意识的作用，揭示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作出了系统性的历史唯物主义说明。因而，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求，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形成新型生产关系，必须同时系统协调推进上层建筑领域的改革，以适应经济基础的变革要求，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坚持以制度建设为主线，坚持依法治国，坚持系统观念，处理好经济和社会、政府和市场、效率和公平、活力和秩序、发展和安全等重大关系。这不仅是增强改革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的迫切要求，也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根本要求。 

 二、新质生产力理论论证了全要素生产率作为核心标志的价值取向 

 新质生产力理论明确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是新质生产力的核心标志，既是对新质生产力发展时代规律的集中概括，又是对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的历史价值取向的坚持。 

 新质生产力体现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其核心标志是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这里所说的“全要素生产率”概念，是指对在经济增长中除去生产要素量的投入带来的部分之外的经济增长的贡献水平。从经济思想史上看，这一思想最早的提出源于以斯密为代表的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后来经过萨伊、穆勒、马歇尔等直到当代西方经济学家的不断拓展，逐渐形成系统的关于全要素生产率的理论及测量方法。而全要素生产率的理论和方法作为西方经济学的重要内容，其理论基础是建立在“要素价值论”基础之上的，即在价值源泉上承认各类生产要素均是价值创造的源泉，因而应当参与价值分配。这就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形成了对立。因此，将全要素生产率引入新质生产力理论，需要对其做出“术语的革命”，明确新质生产力发展中作为核心标志的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的政治经济学内涵，从而在政治经济学意义上彰显新质生产力的历史进步性。 

 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价值理论要回答的基本问题是一定社会生产方式的历史正义性和进步性。这种生产方式的正义性和进步性主要涉及两方面，一方面是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带来的生产力变革的发展进步性，另一方面是与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变革的历史正义性。价值理论本身的演变动因从根本上来说是伴随适应生产方式历史变化要求而展开的。在英国古典经济学中，价值理论构成其基本命题，根本原因在于自由竞争、产业革命时期的资产阶级经济学既要为产业革命的发展进步性提供理论支持，更要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正义性提供经济学论证，既要证明工业制造业具有生产性，能够创造价值（如同农业生产纯产品一样具有生产性），又要证明资本主义制度具有公正性，贯彻等价交换原则。因而价值理论成为那一时代经济学的核心命题。同时，在价值理论中，英国古典经济学虽然提出了要素价值论（生产费用价值论）思想，但在其体系中占主流的是劳动价值论。根本原因在于自由竞争时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资本与雇佣劳动的矛盾，相对于资本与封建的矛盾还居次要地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仍不稳固，仍需要经济学论证其优越性和正义性，以强化其发展的历史必然性。承认劳动是价值源泉，对于联合无产阶级战胜封建主义，巩固资本雇佣劳动的生产方式更为有利。古典经济学家同时意识到，在价值理论上，承认劳动是源泉，会最终在逻辑上导出资本与劳动的对立。因此，他们同时提出要素价值论，并指出随着历史发展，要素价值论应当替代劳动价值论成为主流。后来的庸俗经济学及当代西方经济学发展也的确是沿着这一逻辑展开的，逐渐形成生产要素价值论、效用价值论、服务价值论、均衡价格论等思想，目的在于更鲜明地强调，经济理论必须适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历史要求，为其正义性、进步性加以理论辩护。 

 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论是在古典经济学劳动价值论破产基础上，通过深刻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而形成的。马恩经典作家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创建了剩余价值学说，将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运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分析，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运动的规律。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一方面同样是对工业化进程和产业革命的历史呼应，充分肯定其进步性，尤其是在价值理论上强调工业制造业的生产性，强调大机器生产带动的物质资料生产变革对人类文明进步的推动作用，强调工业化时代物质生产领域的人类劳动的生产创造性。正如《共产党宣言》指出的，“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但同时，从价值理论上，特别是从价值创造的源泉上，马恩经典作家揭示了资本与劳动的根本不同，从而为剩余价值是如何形成、如何分配、如何运动的理论阐释奠定了基础，揭示了价值及其运动本质上是人类劳动社会性的颠倒和扭曲。这种颠倒和扭曲是资本主义私有制下市场竞争的逻辑必然。资本主义私有制下商品、货币、市场等经济关系中形成的物对人的驱使，进而形成的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等异化，是对人的全面自由成长的历史否定。人类文明发展所要求的人的全面自由成长趋势，最终必然会把私有制下市场关系中形成的这种扭曲和异化重新颠倒过来，这就要求在未来理想社会彻底否定资本主义私有制及相应的商品、货币、市场等异化关系，使人类生产更具直接社会性，而不必经市场交易间接地实现，使人能够真正支配自身的命运而不必被异己的力量所决定。 

 新质生产力属于生产力范畴，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显著标志，指的是作为新时代生产力质态标志，生产力说到底是劳动者运用劳动资料作用于劳动对象形成的创造财富的能力。“财富”首先是使用价值，而不是价值范畴，使用价值是具体劳动的结果，而不是抽象劳动凝结，生产力本身体现的是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的能力，而不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经济关系，不能把“财富”与“价值”等同。作为财富的创造源泉，可以是各种要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即各类生产要素及其组合形式的生产力的体现，具有鲜明的自然属性，生产力体现的是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能力，而不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经济关系，不能把财富与价值等同作为财富的创造源泉。劳动、资本、土地等生产要素都是财富生产的条件和源泉，但作为“价值”只能是以人类劳动为唯一源泉。价值的本质，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生产中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具有鲜明的社会属性。使用价值与价值的统一构成商品，但使用价值不同于价值，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的统一构成劳动，但具体劳动不同于抽象劳动，生产的自然属性（生产力）与生产的社会属性（生产关系）的统一构成生产方式，但生产力不同于生产关系。在新质生产力理论中，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作为生产力质态进步的核心标志，是指具体劳动中要素及其组合在创造使用价值意义上的社会财富过程中生产效率的提升，而不是作为社会属性生产关系意义上的价值创造，不是像西方经济学“要素价值论”所认为的要素及其组合是价值创造的源泉。 

 在价值取向上，一方面，新质生产力理论在生产的自然属性上，强调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强调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和发展方式的创新，强调关键在质优，本质上是先进生产力，实际上是在价值取向上弘扬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新的时代趋势，充分肯定生产力在新时代的发展趋势的进步性，是对这种生产力发展进步性的时代呼应。另一方面，在生产的社会属性上，强调生产关系必须与生产力发展相适应，强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形成与新质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形成生产的自然属性发展要求（生产力）与生产的社会属性内在规定（生产关系）之间的有机统一，构建新型生产方式，实际上是在价值取向上弘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基本经济制度的先进性。这种制度和体制的先进性以解放和发展新质生产力为根本标准。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的历史观是论证私有制和与之相联系的市场关系的不合理性，即资本主义私有制下商品、货币、市场关系背后的种种异化等对人类生产社会性的颠倒和扭曲，以及建立在这种颠倒和扭曲基础上的剩余价值无偿占有的剥削性质。但取消一切私有制和市场关系是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科学社会主义的实践表明，否定了资本主义并不像马恩经典作家设想的那样，同时就否定了市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存在，表明市场经济机制可以在不同所有制基础上存在，这是生产力发展的多元性、复杂性、阶段性等历史特征所规定的。市场经济关系的取消比马恩经典作家设想的要更久远、更复杂，不能用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对人类发展演进趋势的历史取向来否定仍处在并将长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性，因而也就不能以此简单否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生产要素参与收入分配的合法性和正义性，合法性是制度的、客观的，正义性是历史的、发展的。当然，同样不能否定人类发展的最终趋势是消灭私有制并取消市场经济关系，但那应当是共产主义社会的经济形态，社会主义至少还需经过几代、十几代甚至几十代人的努力。 

 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提高生产力水平，提升使用价值（财富）生产能力和效率。那么，创不创造价值？这里主要涉及两方面问题。一方面，应当说全要素生产率属于生产力范畴，其提升影响生产力产出水平，但并不等于全要素生产率直接创造价值。生产要素本身不是价值的源泉，但是全要素效率提升可以通过增大具体使用价值产出量，降低单位产品生产所耗费的劳动时间，形成实际生产时间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上的相对比较优势，进而增大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价值总量，在其他条件不变情况下，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与单位产品中所包含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单位产品价值）成反比，与总体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生产价格）成正比。另一方面，在科技革命不断深化的时代，知识资本和技术对人工的替代成为趋势，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还能否成立？应当说，劳动是人类与自然界之间能动的物质变换过程，在生产力各类要素中，人是最具能动性和决定性的，没有人的劳动就没有财富生产活动，也不可能有使用价值和价值生产及创造。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中，知识资本对物质资本地位的替代并不表明资本作为生产要素，可以成为价值源泉。知识资本的形成和使用仍是人类劳动活动的体现，而且社会生产是极其复杂的分工体系和网络，不能以生产的某一局部环节表现出人工智能等设施对劳动者活劳动的替代来解释价值创造日益脱离劳动。因为在智能化、数字化、信息化、网络化时代，社会生产和经济活动的分工系统化极大提升，并不是单个环节决定生产，这种系统性建立在社会分工深化基础上，是人类社会总劳动体系决定社会生产。更为重要的在于，价值范畴涉及的是生产过程中的社会经济关系，即生产关系，其目的在于揭示一定社会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发展是否相适应。这是关于价值理论政治经济学讨论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新质生产力在自然形态上强调生产力发展质态的先进性，相应在社会形态上必然要求形成与这种先进性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这是新质生产力理论对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所体现的历史价值取向的坚守和中国化时代化的拓展。 

 三、新质生产力理论揭示了生产力质态先进性的本质特征 

 新质生产力理论强调由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并体现为先进质态，既是对生产力本质特征的深刻把握，又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发展理论的深化。 

 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载体在于产业结构的改变，即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催生新产业，推动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新质生产力理论深刻揭示了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产业创新与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求将具有时代特征的数字信息技术、低碳绿色技术、生命生物科学技术等注入生产函数，应用于产业和产业链，从而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布局建设未来产业，完善现代产业体系。 

 经济发展的实质在于结构变化。经济发展之所以不同于经济增长（GDP总量扩张），重要的区别就在于发展的实质是结构质态的转变，而不是单纯的经济规模的扩张。结构是效率的函数，效率是创新的函数。产业深度转型升级，动因在于创新，进而生成新的产业系统和经济质态。正如马克思所说，“一个产业部门利润率的提高，要归功于另一个产业部门劳动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的这种发展，最终总是归结为发挥作用的劳动的社会性质，归结为社会内部的分工”。经济发展阶段的划分可以根据GDP水平，尤其是以人均GDP水平为依据，但更重要的在于经济结构质态的演进高度。比如工业革命以来，第一次产业革命推动由农耕经济进入机械化，第二次产业革命推动由机械化进入电气化，第三次产业革命推动由电气化进入信息化，新一轮产业革命推动由信息化进入数字化，集中体现的都是经济（产业）结构的深刻变化，而不仅是人均GDP水平的增长，或者说GDP水平的提高，不过是经济质态演进的一种数量指标上的体现。党的二十大提出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和“两步走”的新征程，从经济发展角度看，到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人均GDP水平达到中等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相应2021—2035年，我国GDP年均增长率要达到4.8%以上；21世纪中叶人均GDP水平赶上包括主要发达国家在内的全部发达经济体平均水平，相应2021—2050年，我国经济年平均增长率要达到4.6%以上。以目前的自然增长率（即发展方式不变条件下的潜在经济增长可能空间）难以达成这一目标，必须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才能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而这种质的有效提升，关键在于以创新驱动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改变经济结构质态。实际上，经济质态结构从生产力发展意义上规定，以怎样的技术方式进行生产，怎样生产比生产什么对于社会经济发展来说更具决定意义。正如马克思所说：“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劳动资料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而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在劳动资料本身中，机械性的劳动资料（其总和可称为生产的骨骼系统和肌肉系统）远比只是充当劳动对象的容器的劳动资料（如管、桶、篮、罐等，其总和一般可称为生产的脉管系统）更能显示一个社会生产时代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特征。”经济发展的真正差距在于结构差异。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经济上的差距与其说表现在GDP水平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各种经济数量指标上，不如说更为根本的在于经济结构上的落后。首先是产业结构演进高度上的差距。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发展中国家之所以落后，根本在于结构上的落后，而经济结构上的落后在相当大程度上源于科技创新、制度创新能力的落后，从而导致产业变革和结构升级动力不足，在国际分工的产业链上被长期锁定在低端。事实上，我国在19世纪上半叶，若以现代GDP总量的估算办法，在世界上仍名列前茅，占当时全球 GDP 30% 以上。但之所以在面对列强侵略时不堪一击，除去政治、军事、社会等其他原因外，经济上的重要原因便是虽然规模巨大，但结构落后。我们当时是传统农业为主的农耕文明，而西方列强当时则已完成了第一次产业革命（1760—1840 年），我们与列强的冲突是农耕文明与工业文明的对抗。在当代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在经济发展中最为重要的是缩小经济结构演进意义上的质的差距，而不仅仅是 GDP 水平上的赶超。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GDP 总量何时超越美国，虽然有一定意义但并不十分重要，更重要的是有效缩小结构上的质态差距。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我国经济的打压，重要的也集中于结构升级上，限制我国经济质态提升，力图将我国经济长期固化在国际产业链和价值链低端，并长期依附于美西方。 

 发展方式根本转变的关键同样在于结构升级。从经济发展史来看，正是由于发生了工业化这种结构突变才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奠定了社会化大生产的物质基础，而这种物质基础全面改变了经济质态和发展面貌。马克思曾指出，大工业使智力从生产上分离出来，使科学成为独立的生产能力，并使科研和发明成为专门职业融入社会生产力系统；大工业使管理突破了“天然首长”的特权，成为科学的自觉应用；大工业使劳动职能从世袭分割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演变为劳动的职能变换和工人全面流动，推动形成劳动者新的素质和全面发展等，体现着社会经济发展质态演进。历次科技革命推动产业创新形成的经济发展最本质的特征都在于结构变化。从机械化到电气化，再到自动化、信息化、网络化，直到智能化、数字化，强调的首先都是结构特征的时代改变。新质生产力作为具有高科技、高性能、高质量特征的，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重要的就在于，以创新驱动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进而推进经济发展质态根本改变。新质生产力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发展实质认识的中国化时代化发展。 

 实现发展的真正困难也在于处理结构性矛盾。新质生产力发展强调创新驱动，大幅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在促进经济质的有效提升过程中，结构深度转型升级必然会形成和加剧一系列结构性矛盾。比如，产业结构演进中的一系列矛盾，经济质态变化与结构性失业的矛盾，科技创新、产业变革形成的结构性迭代的冲突，乡村振兴、新型城镇化、新型工业化相互协调上的摩擦，发展创新中心和发展极的培育与区域协调发展间的矛盾，数据要素等配置过程中的激励与共享的协调，等等。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重要的在于遵循经济结构质态演进的客观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表现形式为催生新产业、推动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新质生产力是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要贯彻新发展理念，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从而推动经济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切实推进结构高度升级，有效缓解一系列结构性失衡，重要的指导原则和路径选择在于构建新发展格局，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从而为把新发展理念由理念转变为实践创造实现机制。而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点在于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及相应的产业革命不断深化的进程中，特别是在数字技术带动数字经济发展不断加速的条件下，在数字化、信息化、网络化、智能化深入发展的时代，如何把握我国经济结构演进的“并联式”机遇，同时遵循经济结构演进的历史逻辑？如何协调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四化同步”发展？如何真正处理好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矛盾？重要的在于夯实现代化产业体系基础，特别是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的新型工业化，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新质生产力理论强调以创新推动产业深度转型升级，就是突出以实体经济、“四化同步”以及现代化产业体系来提升生产力质态。 

 四、新质生产力理论明确了形成新型生产关系的内在要求 

 新质生产力理论强调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既突出了基本经济制度的完善，又是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关系变革理论的创新性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作为新质生产力显著特点的创新，既包括技术和业态模式层面的创新，也包括管理和制度层面的创新。所谓管理和制度层面的创新，实质是坚持生产关系必须与生产力发展要求相适应的原则，通过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体制机制创新。马克思曾指出，在人类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谋生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 

 新质生产力发展对新型生产关系变革提出了全面系统的要求，特别是对于加快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机制，对于健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对于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以及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等社会经济关系的各方面，提出了深刻的时代要求。以数字技术及相应的数字经济发展为例，数字化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显著特征，也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内容。而数字化的发展对新型生产关系变革提出的要求，特别是对生产资料所有制和相应的个人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提出的要求，是极为深刻的。 

 首先，基本经济制度的基础在于生产资料所有制。数据成为生产要素并进入生产函数，如何使之与我国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相统一？如何与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基础上探索各种所有制实现方式相适应？一方面，信息化时代数据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公共品或准公共品性质，界定其产权边界的成本往往比不界定其产权边界的成本还要高，明确其排他性形成的资源配置效率有时比不明确排他性还要低。但数据作为生产要素，通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配置和运动，又需要在制度上形成产权界定，否则难以进入市场交易，即使进入市场，其交易成本也必然高昂，甚至导致市场失灵。那么，如何根据数字化发展的要求构建与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相适应的数据要素所有制和产权制度？另一方面，数据作为生产要素，不同于其他物质资本要素，一般物质资本要素伴随着使用而逐渐消耗（折旧），从而无论是在价值形态还是在实物形态上，都是逐渐损耗减少的。但数据要素却往往伴随着使用的增加，其价值相应增值同时也提升其使用价值效能（数据的有用性）。所以数据要素的使用与其生产和增值之间的界限往往难以划分清晰，从而为界定数据产权带来困难。从某种意义上讲，数据要素在所有制上具有“公地喜剧”效应，即数据消耗，同时是数据生产，因而需要“过度消耗”；数据转让，但原所有者可以继续使用，因而需要“过度转让”，从而区别于传统物质资本生产资料在所有制上的“公地悲剧”。尤其是数据生产要素、数字基础设施、数字平台企业三大类数字经济资本，作为数字化时代的重要生产资料，其产权上的公共品或准公共品性质规定其规模经济边界具有不确定性。在生产资料关系上，很多条件下要求共有、共用、共享、共治、共建，才能获得相应的资源配置效率，因而在所有权安排上，需要构建所有权、使用权、收益权、避险权、治理权等方面的新结构，以在产权制度上保障数据要素作为公共数据共有性和作为非公共数据的流动性，保障数字基础设施的共用性和共建性，保障数字平台的社会性和竞争性。总之，在数据作为重要生产资料的条件下，如何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基础上，既尊重数据要素的特征，又适应市场经济要求，构建数据产权制度和交易制度，需要深入探索。 

 其次，基本经济制度的实现在于分配。分配制度是由生产资料所有制决定并体现其本质要求。正如马克思所说，生产决定分配。与生产资料所有制相适应，我国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实行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相结合的方式。数据作为生产要素参与分配，要由市场确定其贡献，并按贡献决定其收入，这是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也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按劳分配和按要素分配虽然有性质的不同，但二者相结合，统一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之中。收入分配方式的确定根据，并不取决于是否创造了价值，而是由生产资料所有制决定。收入分配的正义性，历史地看，不是单纯以道德批判意义上的标准为依据，而是视其是否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正如马克思所说：“只要与生产方式相适应，相一致，就是正义的；只要与生产方式相矛盾，就是非正义的。”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按照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求，“要健全要素参与收入分配机制，激发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和数据等生产要素活力，更好体现知识、技术、人才的市场价值”。这就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和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及实现方式。一方面，必须坚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切实在收入分配上根据市场竞争和效率原则，有效激励要素配置。另一方面，数据要素的积累速度和对经济增长及发展的贡献（包括总产出弹性和结构效率提升程度）具有超出传统生产要素的趋势。按照市场竞争性效率原则决定收入分配水平，会扩大收入分配上的差距，甚至可能形成收入分配上的“数字鸿沟”“数字剥削”等现象。而且，“数字鸿沟”带来的收入差距扩大速度很可能要比物质资本积累形成的资本与劳动要素收入差距扩大速度更快。如何加快构建数据要素参与分配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机制，并切实有效推进新质生产力发展，是形成新的生产关系面临的重要任务。特别需要重视的，一是数字经济时代劳动者与资本（包括物质资料资本和数据技术资本等）相互之间的结合方式发生了深刻变化。从宏观上讲，“菲利普斯曲线”被“贝弗里奇曲线”替代程度不断加深，总量性失业与结构性失业矛盾交织，高失业与高空位并存的叠加冲击力日益增大，使劳动者就业质量和稳定性受到影响。二是数字经济时代对劳动者人力资本投入提出更高要求，既需要全社会大幅提高人力资本积累增长速度，又需要劳动者家庭持续增大人力资本投入。因而，一方面必须不断改革和调整收入分配关系，包括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保障劳动者收入的稳定增长，保障居民部门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合理占比，进而推动国民经济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循环畅通；合理控制收入差距，进而稳定全社会消费倾向和预期。另一方面，围绕人力资本积累，加快建立健全与新型生产关系变化要求，与数字时代就业流动及人口老龄化等方面变化特征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尤其是低收入和失业风险保障体制，以及养老保障体制等；加快构建与新型收入分配体系相适应的公共品分配机制，特别是在涉及教育、医疗等直接关系到全社会人力资本的公共产品和服务的分配机制，进而形成个人收入分配与公共品分配相互协调的制度。 

 五、新质生产力理论分析了政府与市场作为资源配置机制的核心问题 

 新质生产力理论强调政府“有形之手”和市场“无形之手”共同作用，既明确了资源配置机制上的核心问题，又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社会主义与市场关系理论的重要发展。 

 在资源配置方式上，数字经济对加快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出了新的时代要求。资源配置机制上的基本问题是政府与市场关系问题，政府与市场形成对立统一的有机整体，即所谓“看不见的手”与“看得见的手”的矛盾运动。数字经济时代，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新质生产力既需要政府超前规划引导、科学政策支持，也需要市场机制调节、企业等微观主体不断创新，是政府‘有形之手’和市场‘无形之手’共同培育和驱动形成的。”社会基本经济制度基础可以不同，但都需要构建相应的政府与市场共同作用的资源配置机制。即使是在相同性质的基本经济制度基础上，政府与市场的相互关系也具有不同的体制类型。 

 我国经济发展和改革中关于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探索，是伴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而展开的。从党的十二大打破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教条，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到党的十三大突破“主辅论”的局限，提出“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直到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提出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实现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关系问题上的重大理论突破。党的十四大之后，我们党根据实践不断深化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认识，对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的重要性认识不断提升。党的十六大提出，“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党的十七大提出，“从制度上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党的十八大提出，“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直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创造性地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相应地提出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是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一个新突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新的成果，标志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之所以说是一个“新突破”，一方面是长期探索累积形成的对社会主义经济中市场配置资源作用性质、地位认识的深化，“理论和实践都证明，市场配置资源是最有效率的形式。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市场经济本质上就是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经济”；另一方面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政府与市场关系认识的深化。如果说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资源配置和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那么，“进一步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实际上就是要处理好在资源配置中市场起决定性作用还是政府起决定性作用这个问题。”之所以说进入了一个“新阶段”，重要的是经济体制改革转入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健全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遵循“市场决定资源配置”这条规律，在此基础上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强调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⑥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围绕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这个核心问题……对经济体制改革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作出部署”。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健全经济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重要的目的在于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求，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住”的经济秩序。 

 在新质生产力发展中，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需要在制度上形成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统一，需要根据新质生产力发展特征和规律加快构建高水平的市场经济体制。 

 首先，加快构建内在竞争机制。就市场内在竞争机制而言，主要包括两方面，即主体制度和交易制度。一方面，在主体制度（企业制度）上要加快完善企业产权制度和治理结构。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上，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特别是在数字经济时代，面对数据生产要素、数据基础设施、数据企业平台等重要生产资料和资本形态，形成国有与民营之间的合理结构，从而在产权制度上适应其发展要求。在公司（企业）治理结构上，数字经济条件下，企业内部资本、技术、劳动等要素之间的关系及地位发生了深刻变化，传统的资本与劳动间的对立统一矛盾运动，逐渐演变为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间的对立统一；企业权、责、利结构相应发生深刻改变，传统剩余索取权的控制会相应发生转移，因而企业治理上的激励与约束，权利与责任之间的对称性的变化要求治理结构发生根本改变。总之，要完善所有制和治理结构，使企业能够真正接受市场硬约束。另一方面，在交易制度（价格制度）上要加快构建高水平的统一大市场，推动竞争规则的一致，清理和废除妨碍全国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规定及做法。特别是在数字化、信息化时代，需要防止“数据孤岛”和“信息碎片”化。要建立和健全公共数据资源的交易平台体系，要明确和界定私人（商业）信息资源的交易准则和界区。 

 在市场结构上，需要加快推进要素市场化，完善要素市场及交易规则，特别是完善主要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要素价格的机制，推动要素流动。数据作为独立于资本、劳动、土地之外的新的生产要素，如何实现公平交易、如何定价、如何构建数据市场体系，等等，都还是有待深入探索的问题。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着力打通束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堵点卡点，建立高标准市场体系，创新生产要素配置方式，让各类先进优质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顺畅流动”。此外，构建市场内在竞争体系过程中，需要强调反垄断。新质生产力的先进性，是在充分竞争中形成的，科技和产业创新更需要充分竞争，因而要重视反垄断，包括企业的市场性垄断和政府的行政性垄断。伴随数字化、信息化、网络化的深入发展，数字技术支撑的新型网络化、平台化垄断比传统企业垄断的作用更强烈、更具特点。特别是技术创新本身的专利性具有排他性，反垄断过程中如何界定创新红利是否具有垄断性质，在制度上是特别需要探索的问题。我国反垄断的重要特点在于，防止政府行政性垄断，包括部门行政性垂直垄断和地方政府横向性垄断。垄断破坏公平竞争，既加剧数据割裂，进而使之难以形成要素价值，又破坏数据交易，进而影响数据要素市场构建。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要求，必须“加快建立数据产权归属认定、市场交易、权益分配、利益保护制度，提升数据安全治理监管能力，建立高效便利安全的数据跨境流动机制”。

 其次，加快完善市场经济基础制度。基础制度主要包括两方面，即法治制度和信用制度。一方面，在法治制度建设上，需要以法治保护市场经济内在竞争机制。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强调，要完善产权制度，依法平等保护各种所有制经济产权，对侵犯各种所有制经济的产权和合法利益的侵权行为要同责、同罪、同罚。尤其是数字经济时代对知识产权的有效保护，是推动创新的重要条件，要适应新质生产力创新驱动发展的要求，既要健全法律制度供给，更要提升法律制度质量，切实弘扬法治精神。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新质生产力发展更需要高水平、高质量的法治。另一方面，在信用制度建设上，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体现信用关系，是契约经济，要求恪守权利与责任的对称。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要健全社会信用体系和监管制度，这对于完善我国市场经济基础制度，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数字化、信息化、网络化条件下，信用制度建设面临一系列新的挑战。信用制度的两个基本支撑，即以“诚信”为核心的道德秩序约束和以“契约”为依据的权责制衡，都将面临深刻的历史性变化，特别是创新的高风险性和未来的不确定性，在数字经济时代更加凸显，对诚信和契约的制度要求也就更为深刻和强烈。 

 再次，加快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指出，“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①有效的市场和有为的政府是现代经济社会提高资源配置有效性的两方面不可或缺的制度安排。新质生产力发展对宏观经济治理提出了更为复杂、更高标准的要求。一是新质生产力发展需要发挥国家规划的超前引领作用以及相应的产业政策支持，需要教育、科技、人才政策等方面的基础性支撑。信息化、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提高国家战略规划的科学性、可行性和超前性，但科技创新和产业革命更具不确定性、颠覆性和难以预见性，从而对国家规划来说，不能不面对数字化时代的“多维陷阱”。求解的目标函数和约束函数总是处于快速海量变化当中，虽然求解方程的能力不断提升，算力大幅增强，但约束函数和维数的增加成倍地高于算力的提升，在高维条件下求解是非常困难的。 

 在自然科学中尚且如此，在经济学中就更为突出。社会经济发展，特别是以创新为特征的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很难像处理自然科学问题那样将其求解目标和约束函数归结为偏微分方程问题，其变量和维数的指数式增长，信息变化和产生的不确定性及人们掌握信息的局限性等，都会极大地限制运用已有信息和算力求解社会经济发展和新质生产力创新问题的能力。因此，在完善国家战略规划机制的同时，必须立足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这一基点。政府或许可以成为信息中心或数据资源和基础设施投资掌控中心，但不可能克服信息不对称性，更不可能替代市场。二是新质生产力发展需要因地制宜，尊重资源配置区域布局规律和主体功能区禀赋，包括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历史人文差异等，进而推动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体现新质生产力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显著标志的特性。这就需要在制度上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切实贯彻新发展理念，真正体现新质生产力的先进性。同时，坚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才能防止出现经济发展上的区域结构趋同。结构趋同本身就是效率的损失。要推进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在体制上重要的是需要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尤其是“建立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从而为协调央地关系提供财政保障。三是数字化技术和数字经济发展为数字货币提供了技术基础，从而推动央行体制和货币制度的改革。货币的本质是一般等价物，是市场交易的中介。但货币的发行和货币信用是以国家信用为基础的，数字货币、区块链等技术创新和发展及所逐渐可能形成的信用体系，本质上构成对传统货币制度的国家信用体系的挑战。特别是以美国为首推动的全球范围内的数字货币信用体系构建，我们应当予以充分的关注，这也是我们构建和完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过程中在央行和金融体制上需要重视的问题。四是新质生产力发展中存在诸多“外部性”，数字技术及带动的数字经济本身就存在严重的新的“外部性”特征，低碳技术及所带动的绿色经济同样具有显著的“外部性”，科技创新和产业革命推动下的市场化深入，在把许多传统“外部性”内在化的同时，又形成更多新的“外部性”，这就需要在体制机制上，一方面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尽可能推进其通过市场实现内在化，使克服“外部性”成为市场主体本身的内在动力和自我约束；另一方面，健全和完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弥补市场失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