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内蒙古鄂尔多斯市鄂托克旗的荒漠草原上，柠条的根系能扎进沙层三米深，却扎不透地方权力编织的网络。王道培，一个投入192万元的治沙者，用4年时间在鄂托克旗的沙化土地上种出成片绿苗，最终却看着本该属于自己的补贴款流进他人账户。两级法院的判决书像两块冰冷的沙砾压在他心头。而这背后，行政权力对司法环境的渗透，比草原上的沙尘暴更令人窒息。

从治沙契约到司法变相

2021年的春天，旧庙湾村六社的微信群里弹出一条通知：“工程施工方给六社预交15万元定金，种完按每亩30元结算。”社长李怀子的这条消息，是王道培与当地农户达成口头协议的铁证。按照约定，王道培租用草牧场种植柠条，承担种苗、人工等全部成本（每亩实际投入240元），待验收合格后获取政府补贴，农户则坐收土地租金与后续收益。这种“你来投入，我来领钱”的模式，本是社会资本参与生态修复的典型样本。

然而， 当2023年12月林草局验收通过，第一批77万余元补贴款即将发放时，剧情急转直下。武立成、李怀子突然否认协议存在，声称柠条是自己种植的。更荒诞的是，武立成提交的种植成本仅66元/亩，远低于行业公认的155-240元标准，却被法院采信。王道培提交的转账记录、微信群通知、雇佣工人证言，在村委会后来出具的“证明作废声明”面前，突然成了“无效证据”。

行政干预的渗透

这场看似普通的合同纠纷，实则是行政权力干预司法的典型案例。当地的镇纪委2024年5月的处分决定，像一把钥匙打开了暗箱。旧庙湾村支书武占清、副主任刘贵荣因“乱作为”被党内严重警告，理由是给王道培出具了证明口头协议存在的材料。但这份处分决定恰恰暴露了更深层的问题——纪委在未查清事实的情况下，仅凭农户上访就否定村委会原始证明，本质上就是用行政处分替代司法裁判。

令人不解的是诉讼过程中的干预痕迹。据王道培反映，二审开庭前，当地的旗纪委一名领导曾多次威胁其技术指导杨明亮：“继续起诉就处分你”。这种赤裸裸的施压，直接动摇了证人作证的勇气。而村委会的态度转变更耐人寻味，从2022年三次出具协议证明，到2024年3月突然声明作废，武占清无奈承认“是纪委让盖的章”。行政权力就这样通过“纠错”之名，摧毁了司法赖以裁判的证据基础。

法院的裁判逻辑则成了权力干预的共谋。李怀子既然能代表9户农户与林草局签订管护合同，却在微信群发通知时被认定为“仅上传下达”；武立成的66元/亩种植成本明显违背常识，法院却视而不见；王道培通过刘贵荣账户收取298万元补贴（对应2.2万亩种植面积）的事实，被轻描淡写为“与本案无关”。这种选择性正明，本质上就是司法独立在行政压力下的失守。

司法天平的倾斜轨迹

一审判决书中的瑕疵显而易见。判决书认定，李怀子的微信群通知“无法体现与武立成达成协议”，却回避了一个关键问题：若仅是通知，为何要明确“工程施工方预交15万”？李怀子一审判决书则以“未提供村民授权”为由，否定其签约资格，却对其代表农户领取补贴的行为视而不见。这种双重标准，暴露了裁判者的刻意偏袒。

 二审法院认为，王道培“未能证明与9户农户存在合同关系”，但在草原上，社长代签口头协议是普遍交易习惯。而二审判决以
“现场勘验见武立成有养护设施”为由采信其主张，却不问这些设施是何时搭建的——毕竟验收的柠条是2021年种植的，而武立成自称2022年才开始种植。书面协议至上”的机械执行，但背离了草原上牧民的交易习惯。当司法者用城市契约规则审视牧区习惯，用行政干预下的“合规证据”替代客观事实，公平正义便成了权力的附庸。

生态治理中的正义困局

王道培的遭遇并非个案。鄂托克旗推行的“先建后补“政策，本应鼓励社会资本参与治沙，但当行政权力可以随意干预司法，契约精神被权力意志碾压，只会让更多投资者望而却步。192万元的投入打了水漂，王道培的困境正在成为生态治理领域的一个警示：当司法不能成为公平的最后一道防线，谁还敢为草原披绿？

更值得深思的是，纪委的处分决定间接证实了王道培的种植事实，却被法院排除在裁判依据之外；农户领取的补贴对应的正是王道培种植的柠条，却被认定为“与他无关”。这种价值逻辑的扭曲，不仅伤害了一个治沙者的权益，更动摇了社会对司法公正的信任。

在鄂尔多斯的草原上，柠条的成活率需要70%才能通过验收，而司法公正的成活率，却在行政干预的侵蚀下，正滑向危险的边缘。王道培的再审申请或许是一场漫长的跋涉，但只有让司法真正摆脱权力的羁绊，才能让那些扎根沙漠的绿苗，和守护正义的信念一起，真正扎下根来。